数字经济专题现场教学是干部培训重要课题。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大规模应用，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全球主要经济体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各项支持政策争夺数字新优势。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并对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作出重要论述，为我国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进一步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

　　一、从数字经济发展历程，把握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

　　厘清数字经济发展历程是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是在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进一步打造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的前提。

　　从发展阶段来看，数字经济大致经历了计算机时代、网络经济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诞生，宣告数字经济时代的开启，也是大型机的时代。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进入小型机和个人电脑（PC）时代。计算机时代不但解决了传统制造业高效准确生产问题，而且解决了制造业高效研发与经营管理现代化等问题。网络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腾飞的互联网产业极大地促进其他领域的产业数字化转型。21世纪初随着手机芯片和操作系统划时代的升级，智能手机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核心产品。同时，贸易的数字化转型加速发展，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支撑的电子商务平台解决了生产和消费的对接问题，打通了流通阻隔，极大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了跨境贸易的效率。2016年之后，随着半导体制造工艺不断逼近物理极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开始引领数字经济发展方向。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工业互联网、医疗物联网、智慧农业等新业态不断创新融合发展。（张辉、石琳：“数字经济：新时代的新动力”，《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从数字经济几十年发展历程来看，技术与市场是其双核驱动力，每一次数字技术的底层突破，必然引发新一轮市场更迭，由此我国要特别注意构建超大市场规模与底层技术之间良性互动循环机制；人才和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数字企业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竞争；军民融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数字技术往往发轫于军事需求，在军事领域应用成熟后向民用领域扩散；每一次数字技术突破，都意味着一批新兴企业的崛起，数字经济领域因此要特别注意反垄断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二、把握数字经济技术特征和规律

　　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的各个部分，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技术特征。我们必须把握好数字技术的特征和规律，既利用好数字技术对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要控制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更好地引导数字经济良性发展。现阶段的数字技术发展大体呈现出以下特征和规律。

　　第一，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在数字技术生产下，普通劳动逐步被数字化、规模化、智能化生产体系取代，高级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作为数字技术必须与之相结合的要素，稀缺性逐步提高。从目前学者的研究来看，数字时代的人力资本呈现边际递增趋势，教育收益投资曲线呈现上扬规律，顶端人才的价值创造力得到指数级增长。在以往的生产过程中，资本为唯一主导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利用劳动力进行生产，取得收益，而在数字经济时代，高级人力资本地位逐步上升，成为稀缺的要素资源，可以说在数字时代，谁能抓住高级人力资本，谁就能主导数字技术的发展。因此，从长期来看，实现数字时代的持续性发展，必须加大科研投入，尤其是对于高级人才的培养和吸引，迅速将我国庞大的大学生、研究生人口优势转化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优势。除此之外，“数据”成为数字产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数据类似矿产资源，成为部分数字产业的加工对象；另一方面，数据类似资本、劳动，成为必要的生产要素。前者是数字产业化的基础，后者则是产业数字化的必备条件。因此，在数字时代，我们必须做好数据的发掘、使用、管理工作，引导数字产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

　　第二，数字经济使得分配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随着生产过程产生巨大变化，高级劳动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强，它必然会导致劳资分配结构产生变化，劳动者将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在收入分配中占据更大的比例；同时，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规律使得高级劳动与低级劳动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带来了劳动者内部的分化。但是，从代价关系上看，人力资本作为可通过教育、努力、天赋等非资本因素进行积累的个人资源，可以使得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获得改变后代收入水平的机会，从而增强代际流动性，减弱社会分层趋势，在长期的代际层面上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第三，数字经济催生了平台主体，打破了传统的流通过程。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得到极快提高，一方面在流通结构上提高了生产和消费的匹配效率；另一方面带来了流通速度的提高，架起了生产和消费“高速公路”，从而带来经济循环速度的增快，表征为与数字相关的领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平台本身还从整个价值体系中剥离了相当部分作为自身利润。“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平台”等在流通过程中展现出巨大作用的经济主体，其利润率展现出明显高于其他产业的特点。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平台是否创造价值；平台如何在整个价值体系中剥离出自身的利润来源。在这两个问题上，学界还没有达成统一观点，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因此，未来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平台经济，既要支持和引导其发展，发挥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要防止平台的垄断化和无序扩张，这也提出了政府、市场和平台三者之间如何平衡有效发展的问题。

　　第四，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商品的出现带来消费范围、种类、数量的新变化。商品消费集中出现了种种非实体消费品，比如软件、游戏等，这些数字商品有着非排他、可复制的特征，与传统实体商品完全不同，这样的特征使得目前数字生产厂商获得了较高的利润率。同时，数字商品的消费带来了消费数据，使得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偏好挖掘愈发精细，这一方面使得生产过程能够更加对接消费，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另一方面，数据中有用信息和隐私信息难以剥离使得数据安全成为重要命题，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对数据的获得、存储、使用进行整体的规范和监管，控制负面影响。

　　三、发挥数字经济创新驱动作用，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新格局

　　在数字经济向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创新驱动作用，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崭新机遇，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新格局。
 

　　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我国市场优势，加快数字技术追赶和超越的步伐。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进步呈现投入高、周期长、风险高的规律，使得市场资本对之望而却步，而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够集中资源，对外部性极强的数字技术加以攻坚，加快数字技术研发速度。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为视角，新技术的出现一般在长周期的下降阶段，并在下一周期的上升阶段被大规模应用。目前，摩尔定律的发展已到极限，全球正等待新一轮变革性技术带来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从科技的发展历史来看，基础研究能力是国家创新活力的源泉，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都离不开国家主导的政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如今，全球各大经济体陆续发布政府主导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过去传统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已被国家主导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所打破，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将对数字战略的有效实施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未来，在基础研究方面，我国应深化举国体制的优势，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重点加快智能芯片、操作系统、数字工具软件等“卡脖子”关键零部件的突破，实现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

　　第二，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数字经济释放内需动力。近年来，我国对数字经济的投入力度持续加大，逐渐成为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军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的竞争中抢占领先地位。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总规模近39.2万亿元，同比增加3.3万亿元，规模排名全球第二。另外，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优势，超过9亿网民和接近2亿5G用户带来海量数据，为数字生产提供了更广更优质的生产要素，4亿中等收入消费者更能够为数字技术下的产品提供消费渠道，海量数据创造出的新需求进一步刺激了消费。（张辉、张明哲：“数字经济何以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人民论坛》2021年第23期）疫情更是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根据市场研究机构Tele Geography报告，2020年疫情推动的线上数字经济使得国际互联网平均流量上升了48%，带宽增加35%；此外，根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中国网上零售额高达12万亿元，同比增长10.9%。总体来看，数字经济带来的新业态为中国居民消费创造出更加多元化需求，为中国经济在疫情影响下快速复苏提供新动能。

　　第三，通过数字经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从供给侧推动我国产业现代化。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革命完全不同，其自身深入融合到各个产业中，有着极强的外部性。传统的工业革命，机器往往会带来“创造性毁灭”，而信息革命，数字技术在催生出数字产业这一新型部门的同时，还深入改造了其他产业，“创造而不毁灭”，形成共荣共享的产业发展形态。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统计，2020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规模达31.7万亿元，占GDP比重31.2%。其中，第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关键作用，数字经济在我国第三产业渗透率上升至40.7%，产业数字化程度远高于第二产业的21%和第一产业的8.9%。因此，在重视数字产业本身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另一重特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高端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提升我国产业数字化和现代化水平。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我国产业数字化特征为三产优于一产和二产，下一步应重点推动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在工业互联网、自动化等领域持续缩短与海外的差距，力争达到拥有全球领先的水准。

　　第四，补齐产业链短板，实现核心数字技术自主可控，提升产业创新能力。近年来，国内产业链出现“卡脖子”问题，在芯片、高端机械设备等对外依存较高的产业链环节中出现严重的断链风险，国内经济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难以匹配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经济循环出现阻隔，我国亟须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掌握更多“撒手锏”式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竞争力。在前沿科技方面：一是通过“引导而不主导”的产业政策深化政产学研融合，聚焦量子计算、量子通信、脑机芯片、生物芯片等新一代前沿技术的研发和突破；二是将重心转向政策支持和创新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从投入、研发、转化到应用的流程体系和创新体系；三是深度完善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和国际科技企业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准入、交易和退出机制，为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和国际科技企业在中国上市提供新机遇，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风险投资资金参与科技创新领域投资。

　　数字经济本身具有垄断性和易被颠覆的双重矛盾特征，发展数字经济需要统筹人类历史发展与科学技术演进，对相对优势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面向未来，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挥数字经济对现代化产业的创新驱动作用以及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新优势，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进一步打造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